北大教我治学做人

在北京大学五年的学习，对我几十年来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势必还会影响我的余生。可以说，没有北大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也没有我的昨天和明天。

我1958年暑期在河南省沁阳第一中学毕业，进入北大经济系学习。我原来是喜欢文学和历史的，幻想成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。后来所以选择经济学，是受了五十年代中期经济建设高潮的感召，以为经济学是经时济世之学，学习经济学或许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。

我在北大学习那几年，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学校不是世外桃园，当然不会没有不愉快的事。记得一位学者说过，快乐是短暂的，悲伤是长久的。但回首往事，不愉快的事情早已烟消云散，北大留在我心灵深处的，是美好的回忆和永不磨灭的怀念。

北大对我最大的影响，概括地说，是在两个方面：

一是专业知识的把握和治学方法的训练。北大的专业知识教育是扎实的。当时陈岱孙、罗志如、樊弘、赵靖等有名的教授，都给本科学生开课，甚至给低年级学生开课。赵靖先生开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，是全国高校的首倡。罗志如、樊弘、范家骧等先生开的西方经济学课，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厉以宁先生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，他讲授外国经济史条分缕析，深入浅出，深受同学欢迎。老师们的渊博知识就是榜样。图书馆是开放的，丰富的藏书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可以借阅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图书、报刊和杂志。经常举办学生自由参加的各种讲座。我没有浪费这几年的宝贵光阴。六十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因病休学大半年时间，在校学习的五年没有回过家，所有的寒假、暑假乃至星期天，都是留在学校读书的。除读经济学，还漫无计划地读了不少文学、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东西，使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经济学为主的杂家。当时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产生了兴趣，学年论文题目写的是孙中山的经济思想，毕业论文写的是朱执信的经济思想，因此而研究了一些关于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资料。指导老师赵靖先生教我怎样做卡片，怎样拟论文大纲，以及文章的起、承、转、合，使我受益匪浅。我感觉到，所有授课的老师，在教学中都是毫无保留的，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多学点东西。也许是巧合，甚至是幸运，我从北大毕业后一直从事笔墨生涯。先是做编辑工作，后来长期在国家领导机关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，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，公余种“自留地”，自己写些东西，成绩都还不算太坏。基础是在北大打下的。在北大所受的教育，使我享用终生。

二是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培养。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，也是北大的光荣传统。北大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独树一帜，起着拔新领异的开路先锋作用。毋庸讳言，在“大批判”愈演愈烈，个人迷信之风日炽的年代，这种精神是受到严重压抑和摧残的。但在北大，它从未泯灭，至少可以说，北大比全国其他地方要好一些。当时，蔡元培先生的“兼容并包”思想在北大也是受到批判的，但细心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潜流。在图书馆和资料室，可以读到多少可以反映世界学术动态的图书和资料。老师在课堂讲授和课下辅导时介绍不同学派的观点，虽然经常是小心翼翼地以“批判”的形式进行的。持不同见解甚至是不同学派的老师，相互之间彬彬有礼，友好相处。成名成家的思想是受到公开批判的，但不少老师私下还是鼓励学生立志成名成家。我至今记得樊弘教授的话：文从放屁始，诗从胡说来，青年人要有勇气，大胆写，开始不要怕写不好。以我当时并不怎么高明的俄文水平，他介绍我参加《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》一书的翻译工作，经过翻译实践使外文水平提高了一大步。老师对学生提出的各种见解是容忍甚至鼓励的。张友仁先生讲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，期终考试我在答题中批评了他的一个观点，他不仅毫不计较，反而给我打了满分。姑不论孰是孰非，光是这种气度，就永远值得我学习。这些年来，当我先后在几个研究单位担负领导责任的时候，在北大培养起来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对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，使我能够兼听不同见解，采纳诸家之长，共同做好工作。

1964年经济系本科毕业，我想入非非，报考北大新设立的国际政治系研究生，竟以高分录取。因为上级领导机关要人，研究生没有读成，从此离开北大。很快就遭逢十年动乱，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恢复同北大中断多年的联系。在许多学术活动场合，经常碰到北大的老师和同学。我发现，由于在逆境中坚持读书和思考，虽然历经磨难，他们的学业没有荒废，思想更成熟了，有些人成为有影响的学者。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，并且因为著作方面的一点成绩而得附骥尾，成为北大出身的学者队伍中的一员。我为此而深感荣幸和自豪。

1985年我的大孩子考入北大，1989年毕业。1991年小孩子也考入北大，1996年毕业。我作为北大学生的家长，和北大多了一层关系。我于1991年受聘兼任北大教授，1993年起任博士生导师，又回到了母校，成为北大教师队伍的一员。这些年来，除带几名博士生外，还参加北大的一些学术活动，作过几次关于经济问题的学术报告。每次进入北大校门，都有一种归家之感。每次在北大参加活动之后，总要在校园里走一走，湖光塔影，一草一木，都引起亲切的回忆，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。

北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20岁入北大，时值北大建校60周年。今年北大举行100周年校庆，我已经60岁了。人生是短暂的，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，60岁已经开始步入老年。但是，对于一所大学来说，100岁还是青年时期。北大的前途正未可限量。北大的前途取决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，也有赖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努力。我知道，不论过去和现在，北大对于它的每一个成员，都寄予厚望。在这里，我要记下使我深受教育的两位老师，他们的赠言成为我的座右铭。一位是年逾古稀的闵庆全先生，用他工整的小楷，全文书写了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裱好送我。一位是年近九旬的熊正文先生，他赠我七律一首，并以其擅长的篆书写好送我。诗中除了表达“盛服登庸科教举，相经有术马群空”的美好愿望外，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十亿神州心托重，甘霖渴望雨田公。”北大教给我的，不仅是知识，而且是知识分子做人的原则。在母校百年庆典之时，除了用北大所给予的一切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外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（1998年2月27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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